Abstract

過去系列拙著曾嘗試吸納大乘佛教，以發展基督教文化神學。 其中借助牟宗三先生所指「一心開ニ門」為人類「普遍性的共同模型」，推論出聖靈為如來藏，在人心中開創阿摩羅識，因而能開啟真如門，參見世間一切法背後的上帝心意。因基督復和工作之故，人可從基督三應身的客觀啓示 — 先知、祭司和君王 — 藉聖靈如來藏在人心識的主觀對應，以建立文化心靈九境，開出「一即一切」的「基督詮釋學」：以獨一的基督來詮釋三大文化結晶，即自然科學、人文與社會科學。但另一方面，正因基督復和工作也使世間一切法都可成「天國的比喻」，人便可藉禪修參透世間各法之理，心靈從而通往上帝，這就開出了「一切即一」的「基督禪觀學」。不論「一即一切」還是「一切即一」都有內外相應，也就是心與外間相應。但兩者不同之處在於，「一即一切」是按著外在基督啟示來詮釋世界，「一切即一」卻是按著聖靈如來藏參透世間一切法背後獨一的上帝。前者以外在之理為規範，後者卻由內在之理為規範。在宋明理學而言，前者近於「性即理」，後者近於「心即理」。自古理學與心學水火不容。但大乘基督教中，人的內外相應，是否意味著兩者也可相應相通？本文嘗試從朱熹理學與陸象山心學，啓發出一道思想歷程，建構基督教的理學體系，並從上述大乘基督教的角度，整合「性即理」與「心即理」。也因理學的終極關懷在於工夫論，所以本文也隨以上整合，嘗試開啓大乘基督教的工夫論。